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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华大学法学院在2018年正式启动计算法学方向全日制法律硕士教育项目。

如果该行为可归责于违法者，那么就应该对其施加刑罚，且所施加的刑罚应该与有责违法者构成的犯罪相适应。(18)英文原文为：Law is a realm of obligation and duty.Leslie Green,Law and Obligation,in Julse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14.中译本译为：法的视阈中满是义务、尽是责任。

情况(4)对应刑法上的责任，情况(5)对应侵权法上的责任，情况(7)对应合同法上的责任。对比后文提到的西方把法律责任看作是违法者在法律上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必须做出赔偿(亦即存在于违法者和救济之间的必然联系)的理解或者必须服从法律能力的控制或支配(亦即作为与‘power具有相关性的概念、与‘immunity相对立的概念)的理解，目前中国法学对于西方概念的继受是不准确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伦理学家和自然法学家关于义务的传统理解不再被普遍接受，不同的法学家对duty和obligation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对此，哈特的责任理论将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帮助。这种关于法律责任的理解，同洛克(John Locke)所阐述的有限政府理论是相通的，即公民将原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亦即受托人)，并在这种信托关系中接受统治者的管理和支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50)关于法律责任(主要是刑事责任)，哈特与其他学者[主要是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进行过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53) 为了说明法律责任原则的重要性，哈特让我们想象取消了法律责任原则并且所有法律责任都是严格责任的制度。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提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物质产品不断丰裕的经营机制，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次法制变革关系到中国法制发展的未来，变革的目的是法制能否成功地进行现代化改造，走上现代法治之路。虽然各国采取的市场经济机制不同，但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合理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各国政府调整经济生活的通行做法。市场经济强调公开、公平竞争，自然会带来优胜劣汰的结果。199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国家的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等手段。

该条实际上限制了公民在公有制之外从事经济活动的空间与可能性。[3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区别主要在于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刑法长期以来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采取较重的刑罚，包括设置了较多的死刑。法国宪法文本并没有经济制度或所有制条款，不使用市场经济(économie de marché)这样的表述。

由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因此，确认和保障财产权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宪法如何对待财产和财产权，也就决定了经济形态的类型。为此，当缔约方之间的权利平衡被扭曲到显失公平或严重妨碍个人权利自由行使的程度时，国家可以适当限缩市场主体的契约自由。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入宪经过 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部分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也通过不同的形式提出修宪的建议。[19]在改革初期出现宪法与改革问题的讨论是正常的，体现了学界在改革中如何保持宪法权威的学术思考，这一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学界所争论的良性违宪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人们思考改革时期宪法功能与权威性的树立提供了学术素材。

1975年宪法规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坚持……总路线，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强化了计划经济的色彩。从宪法上看，它意味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提供明确的宪法基础。

《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在市场经济领域仍面临繁重的立法任务，需要以市场经济的宪法精神与规范，认真清理法律法规体系，清除计划经济的余毒。[11]同年12月4日，在纪念宪法实施十周年大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指出，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合规性审核、集体讨论决定为基本要求的重大决策程序在市场调控领域同样适用，其中尤其要强调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国营与国有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国营企业不仅由国家所有，同时由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分离。(4)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观方面，认为经济权利集中是生活中的必然。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上呈现出阶段性，要经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长期发展过程，不能模仿外国市场经济模式。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些本质上只为财图利的经济犯罪，似乎不应再保留其死刑。

[34]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2018年修宪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序言中，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实际上强化了市场经济的宪法地位与功能。

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竞争秩序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都具有基础性功能。1992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提出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的建议。

这既影响了特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利益，也不利于特定行业走向成熟。[46]合宪性审查离不开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是开展合宪性审查的前提，如没有统一的宪法解释基准与程序，就无法开展实效性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强调，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三)适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款进行宪法解释，统一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1993年征求修宪建议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内容，以统一大家的认识。1988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一次部分修改，使私营经济获得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宪法地位，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同时明确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活跃土地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计划经济体制赋予了市场元素。

[39]笔者认为，宪法规范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权宜之计的安排，而是有机的统一体，在建立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一些张力逐步得到了控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受到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迄今一百多年，其核心理念是实现社会正义、公平与平等。

发展一体化的市场需要弱化州在经济领域的管制权。如果政府干预市场的巨大经济权力不受制约，市场自发秩序就难以形成，即使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也会面临计划化的危险，权力本位与市场经济是无法共存的。

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单一经济体，美国经济成功的一大经验就在于以法治维护和调整市场活动，实现市场的自律发展。这一论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3)在调控方式上，完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另一方面，它又与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要求国家承担必要的调节功能，并通过特定制度为市场主体施加社会责任。《决定》指出，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2]参见阚珂：《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的过程》，载《人大研究》1993年第6期。当时社会的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解放生产力，为改革开放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

政府要遵循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可以依法干预市场，但不能垄断市场，要公平地维护市场分配和交易的秩序。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作用，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